靠谱的配资公司重庆政府还开始了任命军人兼任省主席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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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运用中央军对不可靠的地方部队进行监控，最明显的迹象莫过于抗战中后期部队的驻防情形。

1938-1939年前，绝大多数中央军精锐部队都四处征战，居无定所，保持高度机动状态，随时候命进行战斗。

一个明显例子是汤恩伯部队，在抗战爆发后的几个月里，该部队从长江中游驰援华北，随后又参加台儿庄战役，一直处于移动状态。1939年后，政府使用部队的手法渐趋保守。事后证明，这一时期日军也减缓了对国军的进攻。

1942年5月，日本大本营的一份题为《对重庆施策》的文件即清楚表明，1940-1941年后日本方面政策有三个组成部分：

第一，确立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以求瓦解重庆政府；第二，重新检讨和平条件，迫使中国屈服；第三，大东亚战争终结时，扫清英美势力，促进日中民族和亲。

因此，这时日军即便发动攻势，其目的也只限于掠夺物资、破坏秋收、骚扰交通或者是阻碍国军的整训计划。而不是攻城掠地，扩大占领区。

1、监控地方部队的措施

面对日军调整其战略减低前线军事威胁，重庆政府也对国军进行重新部署。这个新部署包含两部分。

第一是设法尽量将各省的地方部队调离本省。

这个做法其实并不新鲜，因为在抗战之初，川军、桂军与粤军就都曾被召集到长江下游和华北地区参加会战。只是当时战线仍在随时变动，部队调动的目的纯粹只是为了作战。

但一旦战线移至内地省份而且日趋稳定后，就产生了新局势，因为重庆政府将这些地方部队长期派驻到远离家乡的省份，而不是让他们留在家乡。那些失去家园的华北地方部队（例如，冯玉祥遗留的西北军、张学良残留的东北军）也被分散派驻在其他北方省份，而不允许他们进入西南地区。换言之，抗战初期调遣地方部队出省作战的目的，是为了应付前线战斗需要，但是1939年以后，重庆中央政府调动地方部队出省的新目的，却是使那些不可靠的地方部队失去乡土奥援。但是这个目的并不完全奏效，因为如前所言，许多四川、云南部队打定主意就是拒绝参加抗战行列。

第二是组建新部队，或者调派中央军填补内地空虚的防务，从而导致中央军与地方军展开部队数量扩编的竞赛。

一个相关的变化是，1937年国军总数不到200个师，而在1944年则已经增至350个师。数量的增加并没有提高国军总体战力，反而使当时的武器装备与其他资源都无法负担如此臃肿的军队。重庆政府与地方实力派实际上是在各自通过新组部队或恢复旧部队番号去进行竞争，企图取得实力优势。

重庆政府对全国部队扩充失去管控力最明显的标志是，抗战后期出现一大批不寻常的部队番号，冠以“新”或“暂”字。这些部队单位经年累月地不断冒出又不断消失，以致甚至重庆政府有时也不知道它们部队长官姓名无法列入官方档案。

结果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都成了“虚幻数量”的受害者，军队数量过于庞大，根本无益于中国的抗战。

2、靠中央军监视地方部队的无奈

1939-1940年，重庆政府面对这一乱象，出于政治考量，采取措施保证中央军得到优先补给，并将他们派遣至政治敏感度高的地段。1940年3月汪精卫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感受更大压力，因为汪政权在随后几年中，为那些身处日军、国军与共军对峙夹缝中求生存，而又不愿明目张胆地投降日军的地方部队，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庇护所。

1942-1943年间，当日军将注意力转向占领区内治安状况后（华北治安战），重庆政府名下所辖的地方武装的叛变率也随之上升。至于其他相当一部分地方实力派部队与日军或者汪精卫政府之间，即使不明目张胆地投降，但是保持暧昧关系的例子则多不胜数。至于“闻敌即避，敌来即逃”等隐性“不抗战”事件，则在许多部队中几乎蔚然成风。

正是此项趋势使重庆政府更为担忧，不得不加强其派遣忠贞部队就近监视地方部队的决心，以防止更多部队脱离抗日阵营。1943年，中央军与地方军相互猜疑的情况变得特别明显。

尽管中日两军的战线在1942-1943年间基本处于胶着状态，但我们可以发现重庆中央军的驻防地点频繁调动，其总体特色是：

（1）地方部队被遣派分散到外省；（2）地方派系背景相同的部队（相同省籍）被加以隔离，避免就近互通声气；（3）在地方部队邻近驻扎中央军进行监视；（4）对地方部队与中央军进行调动的动机，与日军战争威胁的程度没有明显因果关系。

由此看来，战时国民政府封锁中共边区，只是利用忠贞部队执行监视政策的一个较为醒目的个案，但绝不是唯一的。我们需要了解，围驻陕甘宁中共边区的中央军，同时还承担着监视广大的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地区的马家军的任务。

其他战区的中央军也在监视其战区内的政治动向不稳的地方部队。而抗战后期这种犬牙交错的安排，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政治与军事的战略选择。

3、监视的后果

鉴于政治忠诚度可靠的中央军，通常也拥有较好的装备和训练，政府理应将这些兵力集中于日军最可能进犯的河南、湖南和湖北等省。

如果中央军集中防守这些重要战略通道，那么中国的战略弹性就会更大，因为国军可以在侧翼与日军保持接触，进可以合力围击日军，退可以布置纵深防御。但是当这些精锐中央军分散驻防各地，彼此相隔甚远时，就只能各自独立防守其责任区，而不能指望它们彼此支援。事实上在抗战后期，国军已不仅是单纯的作战部队，而且也是驻防和监视部队，两者难以兼顾，从而迫使重庆政府又退回到之前阵地战战略，屡屡命令前线将领当遭遇敌军进攻时必须“死守到底”。

而受到监视的地方实力派部队虽然在政治上不敢公然投敌，但是在战事来临之际，却可以逍遥怠工，甚至隔岸观火，任由政府军被日军宰割。1944年6-8月份的衡阳保卫战正是这样的情况。方先觉第十军附近的地方部队有数十个单位，却没有一个出手救援。

政府把战斗力较高的部队分散于各地，使国军原本在兵员数量上所占的优势失去意义，并且不可避免地鼓励了一些战区发展成为事实上的半独立王国。在重庆政府看来，分散兵力的好处是在这种状态下日军不可能以一次性致命打击而彻底结束战争，而地方军人也不可能因局势危急而借机要挟中央政府。

然而这种部署方式也产生了一个不利结果，那就是助长了国军将领偏安保守的心态。在这方面，日本对投降的伪军的处理方式，也增加了国军的怠惰松弛心理。因为日本基本上只是把投降的伪军视为是削弱重庆政府的政治筹码，而不是把它们转换成为攻击重庆政府的军事利器。因此日本对于投降者不予信任，只予羁縻，不发给枪弹，这样只能让投降者感到自危而不敢进犯国军，成为中日双方军事对垒的中间地带或非战区，甚至采取脚踏两条船方式，向重庆政府党政人员和地下工作者提供生活方便，或是在伪军防区通行无阻的待遇。长此以往，中央军的防守心态也随之松懈。

随着战争持续，甚至那些素有责任心的指挥官也开始相信，他们的唯一任务是防备敌人来攻，而不是主动攻击敌军和收复失土。军队在一个固定地区驻守越久，便越容易产生“得过且过”的“苟安”心态。

鉴于战时的中国军队经常需要自食其力，因为它们客居异地而又得不到当地政府有效的协助，以致士兵必须在部队驻扎地努力谋生，而部队长官则会将妻小接到身边，在军营外享受家庭温暖，时间一长便自然与军营内的士兵们产生隔阂。他们还不免受到物质诱惑，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部队长官普遍插手干涉地方政府的税收、兵役和人事等行政工作。最令人诟病的是，部队长官直接从与敌占区进行和垄断非法贸易而牟取厚利，他们在无战事的前线地区发展出一套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复杂的政商途径。所有这些因素都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攻击精神。这个过程让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军队的驻防模式不是以军队去攻击敌人，而是去达到国内的政治目的。

在1937年底国军大败时，地方实力派军队可以退回或依赖自己原来的地盘去疗伤、休整和恢复元气，但是中央军部队却在一夜之间变为无家可归，无论是兵员补充或是粮饷补给都立即发生危机，必须尽快建立自己可靠的后勤来源。这之间许多军队的遭遇各异，比如说淞沪战争中英勇作战的胡宗南部队，在极度牺牲溃不成军状态下，很快就被调到西北地区进行整补，而同样牺牲惨重的汤恩伯部队则在经过更多战役之后，才调到河南省整补。

4、军人兼任省主席的弊端

与此同时，重庆政府还开始了任命军人兼任省主席的做法。不多时，战区司令官固然是军人，省政府工作也由军人主持。以战区而言，这个做法当然是让全国政务军事化以配合作战的最高需求，也同时是默认地方实力派的势力范围。第二战区（山西）的阎锡山，第五战区（湖北）的李宗仁和第七战区（广东）的余汉谋，都是中央承认地方实力派的现状。

对于地方实力派军人而言，这原本就是他们多年习惯的权职。战区长官除了兼任省主席之外，也常常兼任保安司令，为了征兵事务又兼任军管区司令，还有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防空司令等等。兼任军职的省主席（、陈诚、薛岳、龙云）权力很大，经常不遵守中央政府命令。而其他不兼任军职的省主席（如吴铁城、吴鼎昌等极少数文人）则如同小媳妇，连各厅厅长和县长的任用权也完全由他人定夺，而事实上也并非由中央政府控制，而是由上属的战区长官或是邻近驻军长官主宰。

依据一项统计，抗战时期共有43人担任过国民政府控制下的省主席，其中文人身份者只有3人，其余都是军人出身。

在此过程中，蒋介石也安排了几位嫡系军人掌握地方政权，比如说第一战区（河南）的卫立煌，第三战区（苏浙赣）的顾祝同，和第六战区（湘鄂）的陈诚。这对于蒋介石嫡系军人而言则是一种崭新的经验。

这种军权和行政统治权的首度结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两个最明显对比的例子一个是陈诚，一个是卫立煌，原本都是蒋介石麾下的善战将军。陈诚在黄埔嫡系中向以正直清廉著称。

他在1938年初除了军务之外还要兼顾政治部等事，已经十分繁忙，但是何应钦和白崇禧却要求他再兼办湖北省政，而陈诚也乐意接受。岂知陈诚接管湖北省政之后，发觉贪官污吏充斥，政务百废待兴，以致投入极大精力，雷厉风行地企图改变政风和清理门户，结果成绩斐然。但是他的参谋长却抱怨陈诚把战区事务搁置一旁，也引起何应钦和白崇禧抱怨陈诚太重视政务而忽略了军务。

卫立煌则代表另外一个形态。1939年他主持第一战区后就醉心于政治，被批评为不努力作战，却一味收揽地方政权，还想兼任河南省主席。当重庆在11月份命令卫立煌跨过黄河作战时，他居然多方推脱，而提出的理由则是省政府工作太忙，而且镇守在洛阳省政府办公厅指挥作战比上前线更为方便。

此事拖延多日，重庆政府与之反复协商，张治中甚至告诉卫立煌可以迳电委员长辞职，而程潜则指责卫立煌志在发财，无心打仗，并且已经敛财数百万元。到了1940年初，卫立煌甚至要求中央把更多军队划归他指挥，和把更大地盘纳入第一战区。

不久，他又多次请求军令部指派他的参谋长为冀察战区副司令，企图扩张人事控制范围。这一切行为不免引起徐永昌极度愤怒，称 “此君永远不忘争权夺地。”

毫不奇怪地，该战区其他部队首长们也有样学样，有霸占河口码头卖渡者，有贩卖仇货者，有长官沉迷豪赌者。如此部队，战力衰退乃是意料中的事。1941年，卫立煌向中央报告，他的部队在中条山战役中损失步枪12000支，重机枪200挺，山炮3门，死伤2万余人，部队缺额5万人。

而在1941年6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写道，山西南部战斗损失重大，“此应由卫立煌不学无术处置疏忽之所致。然而彼毫不自觉其过恶与责任之重大。可痛之至。”不久之后，蒋介石也把矛头指向第三战区（顾祝同），批评该战区军队领袖们走私、引奸、藏垢、奢侈成风、贪污擅权、自由行动等恶习。

5、无解的矛盾

1944年8月蒋介石在“黄山整军会议”上，对于这个现象也做了颇为生动的描述。

他指出：

虽然中央政府规定部队的训练时间为每周六天，但是仅是砍柴磨麦（米）和张罗生计就至少费去三天以上。“因此一般士兵教育科目与各种动作训练都不实在。有的入伍已经届满三月或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

如果再加上某些部队长不重视训练或不懂训练方法，则全国有相当数量部队根本没有训练。因此除了武器不如人之外，这些人为因素也拉大了与日军战力的距离。

重庆政府采用外部监视的做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是：陈诚的例子是专注政治改革而无法兼顾军事，在重庆政府积极准备第二次缅甸战役而美国盟邦指名要陈诚领导远征军时，陈诚内心却一直悬念着湖北的政务，而湖北的地方人士（议会和社会领袖们）也再三请求陈诚不要舍弃他们而去。

相反地，卫立煌的例子则是忠贞军队地方化最坏的例证。它证明即使是中央军的善战之师也可能染上包揽地方事务的贪心，成为地方资源的剥夺和享受者。中央军将领一旦有固定土地就不愿意离开，也舍不得放弃军队。中央军某些军人之退化和腐化由此而生，他们热心于树立地盘及培植地方势力的做法，和旧式地方实力派并无二致。

这些军人从政而荒废军务的事例，逐渐在重庆领袖们心中引起一种觉醒，那就是军人不应该兼任省主席。一个颇具讽刺性的发展是，有两位特别突出的人物。

一位是程潜，他曾经自己极力争取兼主席职位，另一位是白崇禧，他曾经热心提倡军人兼任主席的做法。但是到了1940年底，两人都主张军人不应该兼任省主席。但是这个新议案前后议而不决者将近一年，因为已经造成尾大不掉之势。蒋介石虽然原则同意，却主张暂缓实行。揣测其内心原因，或许是找不到办法去处理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龙云）的反抗。

最后到了1941年底，政府终于宣布省主席不得由战区长官或集团军总司令官兼任。但是在抗战第二阶段漫长的时间里，军人对于干涉各个层级政府政务的门道早已摸熟，所以军队司令官是否在名称上兼任省主席已经无关重要。地方实力派将领如此，中央军派驻各地监视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将领亦复如此，其后果是既严重干扰了地方政府，又严重降低了军队的作战能力。

这一策略不仅使中国军队失去机动性、奇袭性与主动出击性，而且还让日军能以最小兵力从容选择作战时机与战场，逐个消灭兵力分散的中国守军。假如国军未能在某些战略重地抵挡住日军进攻，则整个战线都会有崩溃危险。

更有甚者是，那些受命执行监视不可靠地方部队任务的中央军也沾染了颓废腐败恶习。在抗战早期，南京政府通常能牢牢控制住嫡系部队专心执行战斗任务，因为它同时有效地控制地方政府（江浙省份的省县政府）保证提供后勤支援。但是在失去对于江浙地区地方政府的控制力之后，嫡系部队尽管依然忠于中央政府，但它们也必须在内陆陌生地区就地自助求生存，因此士气与纪律变得松弛，战斗力大幅下降。

凸显这个现象最有力的例证大概是汤恩伯和胡宗南的部队。汤恩伯部队是南京政府时期的王牌部队，在淞沪战争和台儿庄战役中英勇善战，是早期中国军队抗日的表率，实至名归。后来被派到河南省整训和防守华北前线，就一直没有移动过，逐渐成为驻防军，染上“苟安”心态。